二是在私人法则失灵的情况下借助于国家和政府的力量保障私人秩序的有效性，以及发挥积极的福利保障功能。

第二，党内规则是可遵循的。中国共产党要彻底去阶级化需要去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使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仍然有市场经济、有劳资关系、有利益冲突等等，我们怎么改良马克思主义就被提到了基础性地位的高度，这是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共产党领导权和执政权正当性的大事。无规则的党要进行善治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党太庞大了。共产党员应该像一个家庭中的兄长一样：有能力和有担当，关心帮助引导弟弟妹妹。在列宁的这段话里说的都是民主制，与他说的中央专制独裁更没有关系，列宁的集中制与民主制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要从民主制说起。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地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改良化的重要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央高层两次试图打破这种集权的党政不分体制，尝试党政分开，然而结果都导致了政治危机。然而，与国家法治体系相比，党内规治体系还很粗糙。  民主（Democracy）的字源来自古希腊语：δημοκρατ?α（dēmokratía），意为由人民统治。

党政不分与党政分开之争的核心在于混淆了作为领导党的中国共产党和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民主集中制的操作性比较差，操作比较低就没有办法规范化和制度化，自由裁量权比较大，人治的成分比较多。……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领导是‘四个全面之魂、战略中军帐之帅。

]中国区分国体和政体，西方国家没有国体之说，只有政体，发达国家的政体基本上是代议制民主，与之相对应的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因为政体的组织原则是政治最重要的原则。九大（1969年）、十大（1973年）、十一大（1977年）都提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我们可以看出自八大到十一大，中国共产党都没有宣示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只是代表无产阶级或者工人阶级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性昭然若揭，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长期采取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

党导法治首先要求在从严治党层面设立与现行国家法治同样的规治体系，在党内设立类似于公检法一样的体制实现侦查、监督和审判体制，特别是设立党庭进行适用党内法规的审判，党员和公民都可以对党员或者党组织的违纪违规进行起诉，党内规治系统与国家法治系统一样要严格遵循程序规则，侦查、监督和审判之间相互独立相互配合，做到公开、透明和公正。关于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刘少奇的解释是：党的领导机关是在民主基础上由党员群众所选举出来并给予信任的，党的指导方针与决议是在民主基础上由群众中集中起来的，并且是由党员群众或者是党员的代表们所决定、然后又由领导机关协同党员群众坚持下去与执行的。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也只是一种口号，没有具体规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相比，《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无论从立规程序还是党规解释都不符合现代法治的原则。

无产阶级通过推翻资产阶级来解放全人类。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实行普选制民主的第三世界国家成为经济发达国家的成功案例，这是因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状况并不适合采取普选制民主制度，在土壤不合适的情况下，普选制民主劣性的一面就会充分展现出来，例如对现有社会结构的强化、民主情绪的捉摸不定导致的非理性结果等等。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制定大量新的党导法规来保证党对国家的领导，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而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又常常当作专制主义倾向的一种惩罚而出现，凡是专制主义倾向较严重的地方，那里就可能出现极端民主化的现象。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设想了新民主主义的政体是民主集中制。党导政分制既不是党政分权也不是党政分工。

一种是以党内法规形式存在，实质上是以党代政的表现。卢森堡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

（五）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党的领导权与执政权有四个方面的区别。作为规范性的立宪党导制必须遵循五条基本原则：一党领导、二元宪治、双层民主、三法一体、党导政分。2002年召开的十六大通过的党章开始宣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需要将自下而上的利益诉求性大众民主、自上而下的代表性党导民主并列推进，直至在全国推进党导式普选制民主，也就是国家领导人候选人通过党内民主产生，经过全国人民普选最终确定国家领导人。两者都不符合立宪党导制的要求，因为立宪党导制要求党员干部是先进分子，同时遵循公开透明的法治精神。

这样的学者可能将立宪党导制归为党主权，是一党专政，而我们所说的立宪党导制是人民主权和党的领导的相结合，主权在民，中国共产党仅仅行使领导权，而且领导权是在宪法规范下运行，党的领导不可能是任意和专政的。交给少数人的，则称为寡头统治。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九条规定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党政不分的具体表现是党权、政权和军权集于一个人身上，党政分开的具体表现是党权、政权和军权分属不同的领导人。

因为从逻辑上讲，党的本质是政治组织，而法的本质是行为规则，两者不存在谁比谁大的问题，否则就会落入话语陷阱。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特别强调党的纪律是刚性约束。

更关键在于，党内法规的制定只有基于人性和可执行性才有可能做到从严治党和违规必究。我们可以初略分析一下这些规定。在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政党是通过参加竞选赢得执政党地位的，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是通过革命取得执政党地位的，而且执政党地位是一劳永逸的。不管在革命时期还是和平时期，中国共产党都是一身二任的。

宪法赋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权，要求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共产党员是先进分子，因此，党规在不违背宪法法律的情况下应该对共产党员有更高更严的要求。在国家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已经有了，《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也有了，但关于党中央组织的选举规则还没有，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怎么衔接也没有具体的规则，党导民主需要建立起从党内民主到人民民主之间的确定的规则桥梁，这个桥梁现在是以潜规则的集中民主制来实现的，一般情况下，重大事项都是先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或者中央委员会通过民主集中制决定之后再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进行讨论贯彻落实。

党内规治系统基本上可以仿行国家法治系统，党内规治系统与国家法治系统的唯一区别只是适用对象限定在党员和党组织，国家法治的原则都必须满足。既然民主制是集中制，那么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只能从时间上分开才可以理解。

立宪党导制要求在宪法中专设一章规范中国共产党的具体领导和执政方式，使党导法规体系有了宪法依据。社会不只是单个人的加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合作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会达到1+1=3的结果。

在党政分开理论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将党权与政权分开，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由不同的领导人担任。执政权是一种国家权力，其特点是具有国家强制力，权力相对方必须服从。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在不同时期消灭不同的敌对阶级，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广大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然而革命成功之后的和平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了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就成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它的目标是领导各族人民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实现共同富裕和共同自由。所以劳动高于资本，理应受到优先考虑。

宪法实施的前提是宪法必须是规范性的和可实施的，作为中国最根本政治制度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必须在宪法的规范之下，宪法的实施才有意义。单个的劳动者在资方面前没有讨价还价能力。

我们必须采取务实的态度创设制度使得共产党员（有能力贪腐的官员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和不必腐。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场景：一名清洁工从早晨五点起床到晚上八点收工，每天起早贪黑干活，风里来雨里去，但在市场经济中的报酬却很有限。

另一种是把劳资关系看成无利益之争的合作关系或者和谐关系，忽视劳资双方对于合作剩余分配上的冲突。如果中国共产党在未来能够始终三个代表，成为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就具有了领导党的正当性和优越性。